在新媒體已經席卷媒體市場，基本取代日薄西山的傳統媒體成為人們獲取新聞信息的主要手段的當下，新媒體的節操線應該劃到哪里？

這些天，一直在關注俄羅斯黑客小組“魔幻熊”盜取世界反興奮劑組織信息的事情。事件具體內容，新聞已經報得足夠多了，在這篇評論里我就不細細展開了。在這里我更想展開的問題是：在新媒體已經席卷媒體市場，基本取代日薄西山的傳統媒體成為人們獲取新聞信息的主要手段的當下，新媒體的節操線應該劃到哪里？

比如，我想問一問讀者們：你們認為，“魔幻熊”爆出來的這些信息，是否意味著歐美運動員在使用禁藥，而且被世界反興奮劑組織陰謀掩蓋？如果你的答案是“yes”，那么很遺憾，你已經被一些沒節操的新媒體賬號洗腦了，因為這不是事實：“魔幻熊”爆出來的只是這些運動員申請了“醫療使用豁免”，他們的藥檢陽性因此根本不被認為是服用了反興奮劑意義上的禁藥。

同樣，如果你認為孫楊使用治療心臟病的禁藥而被禁賽，西方運動員同樣使用禁藥卻被“醫療使用豁免”是一種不公平，你也可能已經著了新媒體的道。事實是：孫楊使用禁藥未經“醫療使用豁免”的合法程序，最后的抗辯也是因為中國的興奮劑手冊未及時更新導致誤用，才爭取到了寬大處理，這和西方運動員通過“合法程序（due process）”拿到“醫療使用豁免”并使用相關藥物，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

至于這種“合法程序”是不是存在制度漏洞，那又是另外一個維度。事實上，“魔幻熊”的這次黑客行為，已經引起了體育界對“醫療使用豁免”制度的大討論。人們意識到，這一制度可能會被一些不誠實的運動員濫用：畢竟，提交“醫療使用豁免”的現有程序中，監管并不嚴格，而且通過的比率也不低；雖然有四項批準“醫療使用豁免”的原則，但實際上卻很少起到指導作用；比如原則規定“所使用藥物不能對運動員成績有顯著提高”，但實際上頂級運動員并不需要“顯著改善”，只要有輕微的進步，就足以從地獄到天堂。

大數據也在幫我們分析這種制度的弊端：以美國棒球為例，每年大聯盟有100名以上的球員獲得“醫療使用豁免”，以使用治療多動癥的藥物，這些球員占大聯盟球員總數的比率是10%，而普通人群中多動癥的比率是多少呢？只有4%到6%（《經濟學人》的數據則說棒球大聯盟的多動癥比率是普通人群的三倍。）難道運動員特別容易罹患多動癥？這并非沒有可能，但需要翔實的數據和研究支撐。否則，就難免讓吃瓜群眾起疑心。

再比如，哮喘。根據《經濟學人》的數據，全球18歲到45的適齡人群罹患哮喘的比率是4.3%。然而，在參加2002年鹽湖城冬奧會的運動員中，申請此類“醫療使用豁免”的運動員比率是5.2%，2000年悉尼奧運會和1998年長野冬奧會的比率是5.7%……是運動員長期訓練容易誘發哮喘？是長期暴露在有污染的空氣中容易誘發哮喘？依然有可能，但這同樣需要翔實的數據和研究支撐，否則瓜田李下的嫌疑依然難以避免。

但討論制度漏洞的存在，決不能就此偷換成這樣一種認識——申請“醫療使用豁免”的人都是使用禁藥的騙子，西方運動員大規模使用禁藥已經得到證明。說實話，“大規模使用禁藥”這事有可能是真的，但至少現在這些證據還絕不足以證明。同樣，世界反興奮劑組織呼吁俄羅斯制止黑客繼續曝光名單也不是中文新媒體所渲染的“氣急敗壞”或者“被打臉”，而是在顧慮運動員隱私。反興奮劑是一種價值，運動員隱私同樣是一種價值，兩種同樣有價值的東西是需要權衡考慮的，這也正是“醫療使用豁免”制度改革的難點所在。

那么，我的問題來了，是什么讓我們的讀者有了以上種種、如此之多的錯誤印象呢？我們各種微信公號、微博賬號等新媒體、自媒體在塑造、傳播這一切誤解和偏見的過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呢？我們是不是為了一點點流量、點擊率、評論數轉發數，已經放棄了媒體應該有的公平、中立和客觀呢？

我相信，很多自媒體新媒體的內容生產人員，并非真的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他們知道，發布極端的消息和觀點，才最容易得到觀眾熱烈回應，才有更多人點擊，才有更多流量，才有更多評論和轉發，而這一切一切都是KPI，都與錢聯系在一起。為了錢、名聲和單純的被關注，他們愿意去迎合瘋狂的大眾，說他們想聽到的，而不愿去訴諸理性的思考。

事實上，這也不是第一次出現這樣的現象了。自新媒體時代到來之后，這就已經是反復重演的故事。在這里，我不是說傳統媒體完美無缺。在中國特殊的媒體環境中，傳統媒體過去有、現在也有很多的缺陷，有些甚至比新媒體更夸張。尤其是在新媒體崛起后，傳統媒體為了爭奪那可憐的一點市場蛋糕，也早已走向了標題黨、為了點擊率而戰的道路。這也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新媒體與社交媒體結合的特性，就決定了觀點的極化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必然，全球同此涼熱。

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中，我們人類究竟會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