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記者克韓報道

寫在前面的話：2014年世界杯，我在巴西幾乎每天一趟飛行。那時，我四十有二，中年心情漸起。心里想的，是這或許是我最后一屆世界杯了。老了，要服老。然而四年轉瞬即過，俄羅斯世界杯烽煙再起，我這個老兵，又一次聽到了歸隊的集結號。在接下來的兩個月盛夏中，我將在體壇+和《體壇周報》繼續與讀者老朋友們晤談，也希望能結識一些新朋友。

這個專欄的第一批作品，和世界杯往事有關。每到世界杯，都是催生新新球迷的時刻。這些新入門的球迷，對于過去并不像很多老資格的球迷那么了解。即便是老資格的球迷 ，對于耳熟能詳的世界杯往事，也有很多盲點——當時當新聞聽，并沒有背后信息的挖掘。如果你也有興趣，那么，請跟我一起走入如煙的《世界杯往事》。

1、綠伯爵號之旅

1930年第一屆世界杯，和一艘名叫“綠伯爵號”的意大利遠洋客輪有莫大的關系。

綠伯爵號的原文，是SS Conte Verde。Conte是意大利語里的Count，伯爵——所以你知道切爾西主帥的姓氏是什么含義了——Verde則是意大利語里的Green，“綠伯爵（Green Count）”實際上是14世紀一位意大利伯爵的綽號。在一些歷史書中，這艘客輪也被翻譯為“維爾代伯爵號”。

“綠伯爵號”客輪

這位伯爵叫“阿瑪迪斯六世”，1343年到1383年的40年間，曾經領有薩伏伊伯爵的名銜。他之所以有“綠伯爵”的綽號，不是因為沾染了什么原諒色的愛情故事，而是因為他在慶祝自己的19歲生日時，頭盔上的羽毛是綠色的，甲胄之外的絲綢戰袍也是綠色的，他的戰馬也是綠色馬衣。

“綠伯爵”阿瑪迪斯六世的銅像

他在各種貴族賽馬會中入場時，身邊有11名綠衣騎士護衛，而11名綠衣騎士身旁，則是11名綠裝女郎，她們手持綠色的韁繩——用今天的話，這位薩沃伊伯爵擁有令人難忘的視覺標識設計能力，“綠伯爵”從此成為了他的專屬IP。

“綠伯爵號”由意大利熱那亞的薩伏伊勞埃德公司客輪公司（這也是用薩伏伊伯爵命名的原因）定制，這家公司1907年開始營業，主要經營意大利到亞洲或北美、南美的客輪航線。這里值得一提的是，“綠伯爵號”的姐妹輪，是同一公司的“紅伯爵號”——“紅伯爵”是“綠伯爵”的兒子“阿瑪迪斯七世”——你猜對了，他和爸爸的品位差不多，獨沽一味，只不過綠色變成了紅色。

薩伏伊勞埃德公司委托的造船商是蘇格蘭的威廉·比爾德摩爾合伙公司（今天我們知道比爾德摩爾的姓氏，是因為他贊助的探險行動發現了南極洲著名的比爾德摩爾冰川），總注冊噸位是18761噸，是艘兩萬噸巨輪。該船一等艙共能容納450名客人，二等艙200名客人，三等艙1780名客人。此外，還有400名船員。

該船共有10層甲板，其內部裝飾采用奢華的意大利古典風格。《紐約時報》當時的報道說：“造船廠特意從意大利佛羅倫薩請來工匠和藝術家，以執行裝飾一等艙的任務。主梯旁邊的墻上，掛著一副巨大的卡瓦列里油畫；圖書館采用了托斯卡尼文藝復興風格，有彩色玻璃和穹頂的壁畫；其余公共場所也同樣裝修豪華。每一處豐富的藝術細節，都讓人想起舊時意大利宮殿的輝煌。”

“綠伯爵號”開啟世界杯之旅的照片

這艘船1922年10月21日下水，次年4月21日開始從熱那亞母港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處女航。它最有名的一次航行，就是載送參加1930年世界杯的幾支球隊前往比賽主辦地烏拉圭。

2、歐洲抵制，坎坷起航

“綠伯爵號”這次載入史冊的航行，開始于1930年6月21日。最先登船的是羅馬尼亞國家隊——盡管瑞典、西班牙、意大利和荷蘭都對舉辦首屆世界杯饒有興趣，但當烏拉圭獲得了主辦權，他們就失去了遠渡重洋去參加比賽的興趣——在那個時代，遠洋航行只能靠船，沒有跨洋飛機航線。

“世界杯之父”雷米特好不容易才勸說法國隊參加，即便如此法國隊主教練加斯東·巴羅（Gaston Barreau，他在巴黎圣母院工作）和他們最好的射手曼努埃爾·阿納托爾（Manuel Anatol）也沒有隨隊前往南美。

國際足聯的比利時籍副主席魯道夫·西決爾斯（Rudolf Seedrayers）也是千方百計才說服自己的國家派隊參賽，但比利時當時最好的球員雷蒙·布雷納（Raymond Braine）那個夏天忙于加盟克萊普頓東方隊（也就是后來的萊頓東方隊），只是因為沒有拿到工作簽證而作罷，對于他來說世界杯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是否參加無足縈懷。

羅馬尼亞隊花費了整整2個晚上坐火車才趕到熱那亞港口。羅馬尼亞隊長魯道夫·韋策爾（Rudolph Wetzer）說：“火車的座位糟透了，我們全身骨頭都快被硌死了。”他們之所以愿意參加，完全是因為他們的新國王卡羅爾二世是個瘋狂的球迷。

有意思的是，卡羅爾二世國王是在開賽前36天才通過政變推翻自己兒子米哈爾一世繼位！他繼位后的第一道詔令就是大赦所有被停賽的羅馬尼亞球員，他自己選擇了參賽陣容，并且勸說他們的雇主——其中包括一家英國石油公司——給他們請假。這個球迷國王還勸說了鄰近的南斯拉夫王國派出了自己的代表隊。

“綠伯爵號”從熱那亞出發后，下一站停靠在濱海自由城（Villefranche-sur-Mer），在那里接上了法國隊和三名裁判——本屆杯賽總共只有15名裁判，其中11名裁判來自烏拉圭——以及一堆官員，其中就包括雷米特自己，他把雷米特金杯打包放在了自己的行李箱里。

法國隊在某次午飯會后于甲板上留下了這張合影。

到了巴塞羅那，“綠伯爵號”又接上了比利時隊。最后在里約熱內盧，他們接上了巴西國家隊。最終，在出發兩周多之后，游輪最終于7月4日抵達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法國國家隊隊長呂西安·洛朗（Lucien Laurent，當時是標致汽車廠工人，后來他打入了世界杯歷史上的第一個進球）在談到跨洋航行的生活時說：“沒有什么戰術討論，沒有教練。只是繞著甲板繞圈，不停地一直跑。”

在甲板之下，球員可以拉伸練習、跳躍、跑樓梯、舉重打鐵。“綠公爵號”還有一個游泳池，球員們都用來保持體能，直到天氣變冷（往南航行時正好是南半球的冬天）。洛朗說：“船上還有一個弦樂四重奏或者喜劇演員給我們表演節目，一切看上去更像一個度假營。我們那時候還無法意識到我們去烏拉圭這件事有多么重要的歷史意義，對我們來說這只是一次冒險。我們就是一群開心的年輕人，‘綠伯爵號’上的航行用了15天時間，這是快樂的15天。”

洛朗的法國國家隊隊友埃德蒙·德爾富爾（Edmond Delfour）則說：“這是一次十分艱難的旅行，因為在那個年代你要到烏拉圭只能乘船。那時候的教練拉烏爾·科德龍（Raoul Caudron）對我說，你得讓球員們在船上保持忙碌，讓他們保持體能。所以我就成為了船上的體能教練，這是一次絕妙的旅行。” 

3、歐洲陷落，裁判搶戲

那還是大航海時代。南斯拉夫也是乘坐遠洋客輪來到烏拉圭的，他們本來也想搭乘“綠伯爵號”，不幸的是“綠伯爵號”已經全部客滿了。南斯拉夫不得不乘坐三天三夜火車前往馬賽港，從那里坐上游輪“佛羅里達號”前往南美。

那屆世界杯唯一來自非洲的代表埃及隊本來也要搭乘這艘游輪，不幸的是他們從非洲趕往馬賽港的輪船遭遇了風暴延誤。“佛羅里達號”沒有等到他們就直接出發了，不過禮貌起見他們還是給埃及隊拍去電報表示歉意。就這樣，最終只有13支球隊參加世界杯。

來自北美的墨西哥隊先乘船從韋拉克魯斯（Veracruz）到哈瓦那，然后再從哈瓦那北上到紐約，然后和美國隊一起乘坐“穆納戈（Munargo）號”再南下。美國隊主教練、前凱爾特人球員羅伯特·米拉（Robert Millar）對“穆納戈號”十分不感冒，“這艘蒸汽輪不僅太小了，沒有一個可供鍛煉的開放甲板，而且衛生間狀況還很糟糕。”

當然，不管是來自歐洲還是北美的球隊，經過長期航行后都不是東道主烏拉圭的對手：他們不僅有主場之利，而且還是1924年和1928年奧運會的冠軍。不過，吸引了爭議的是另外一支南美球隊阿根廷：對法國隊首場比賽的前夜正好趕上了7月14日法國國慶，住在酒店里的阿根廷隊員被蒙得維的亞法國僑民的慶祝攪得大半夜無法入眠，于是次日就用兇狠的鏟搶沖法國隊球員發泄。

而裁判的表演也是糟糕透了，后人說“幾乎沒有一場比賽裁判的表現是合格的”。以法國對阿根廷一役為例，裁判在法國隊即將打入必進一球前吹響了終場哨，但此時比賽才剛進行到第84分鐘！在承認自己錯誤后，球隊被召回重新比賽，已經開始洗澡的法國隊無心戀戰，再也不能扳平比分。但阿根廷人是如此不得人心，以至于當地人把法國人舉到肩膀上慶祝，而沖勝利者阿根廷隊被扔了石頭。

法國隊球員合影

阿根廷的第二場比賽由玻利維亞主教練當主裁判，他共判了5個點球，阿根廷最終6比3戰勝了墨西哥。阿根廷射手斯塔維萊（Guillermo Stábile）在這場比賽中國家隊首秀就上演了帽子戲法——他是這屆比賽的最佳射手，但他之所以能夠上場是因為球隊主力射手曼努埃爾·費雷拉要回國參加司法考試。在第三場比賽中，他們3比1擊敗了智利，場上再次打起群架，斯塔維萊梅開二度。這時他們已經引起公憤，甚至需要警察全天候保護。

半決賽阿根廷的對手是美國隊，阿根廷人鏟斷了美國隊一個隊員的腿，然后讓另一個隊員少了四顆牙齒，最終6比1取得了勝利。而烏拉圭在6比1戰勝南斯拉夫后（這場比賽里有一個球明明出界了，但是警察把球踢了回來，裁判根本沒注意到），也進入了決賽。

4、東道主奪魁，阿根廷飲恨

決賽那天，有不少阿根廷球迷乘坐各式船只橫渡拉普拉塔河，前往一河之隔的烏拉圭看決賽。他們高喊著“阿根廷，行！烏拉圭，不行！贏球或者死亡！”他們中大多數人迷失于大霧中，根本未能抵達蒙得維的亞。

比利時裁判朗格努斯答應擔任此役主裁，條件是賽后騎警要立即護送他和兩名司線員（其中一人是羅馬尼亞隊主帥）離開場地。朗格努斯腋下夾著兩個皮球入場。原來，彼時各隊都會帶自己最熟悉的足球，用誰的球也是靠扔硬幣的。由于雙方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所以決賽上半場用了阿根廷隊帶來的球，下半場用了烏拉圭帶來的球。

烏拉圭隊長何塞·納薩奇以及阿根廷隊長曼努埃爾·費雷拉在朗格努斯的注視下握手致意

烏拉圭在決賽中棄用了主力門將馬扎里，因為他在首場比賽前偷偷溜出宵禁的下榻酒店尋花問柳。誰能怪他呢？他已經被封閉集訓8周了。這也是世界杯歷史上第一起性丑聞。他們的頭號射手也生病缺席，只能上獨臂英雄埃克托·卡斯特羅，他是世界杯歷史上第一個殘疾運動員，他的右臂在童年一次“木匠事故”中被鋸子割去。

烏拉圭獨臂英雄卡斯特羅

弗郎西斯科·瓦拉洛（Francisco Varallo）參加了那屆決賽，他到2010年才去世，享年100歲。他回憶決賽時說：“那場比賽對我們來說是一場災難。蒙蒂（唯一一個代表兩個國家參加兩屆不同的世界杯最終決賽的球員）等球員從一開始就踢得很糟糕，后來我發現他接到了恐嚇信，說如果贏球的話就殺死他和他的女兒。”

阿根廷隊一度2比1領先，綽號小加農炮的瓦拉洛爆射一腳擊中橫梁，結果還把自己的膝蓋弄傷了。瓦拉洛很多年后接受采訪時說：“2比1時我以為我們贏定了，根本不可能輸球。但我受傷后都走不動了，必須離場，然后烏拉圭人開始給我們施加壓力，而我們缺乏一些鋼鐵意志。最終，他們4比2贏得了比賽。我依然對此記憶清晰，這讓我非常憤怒。我仍舊奇怪我們怎么會輸球，我確信只要我留在場上我們本應該贏球。在我的一生中，從未有過像這次輸掉決賽這么痛苦的回憶。”

雷米特向時任烏拉圭足總主席的保羅·胡德頒發獎杯

雷米特對比賽非常滿意，那個年代普遍認為足球就應該粗野一點，“我相信足球應該這樣，它是強者和健康者的運動”。比利時裁判朗格努斯趁著球迷涌上球場而悄然離去，成功地逃到了意大利遠洋客輪“杜伊利奧號”上。船因大霧晚點了一天，但朗格努斯沒有下船，直到次日才走成。

失望的歐洲人又開始了返程的遠洋航行。其中一個羅馬尼亞球員阿爾弗雷德·艾森拜斯·費拉魯（Alfred Eisenbeisser Feraru）還經歷了一場生死驚魂：他在航行中生病了，被診斷為肺炎；當船抵達熱那亞后，他留在了意大利治療康復。而在他的家鄉，眾多人民聚集起來歡迎國家隊的歸來，費拉魯的缺席讓他已經死在南美的流言不脛而走。

羅馬尼亞球員各自回家，重返自己的工作崗位。而以為自己兒子掛了的費拉魯太太組織了一次守靈夜，不料費拉魯卻在守靈夜的當天早晨健康地返回了家中，他媽媽一看到他立即暈了過去。費拉魯不僅沒有死去，而且還參加了1934和1938年的兩屆歐錦賽和1936的冬奧會，身份是滑冰運動員。

第一屆世界杯的名聲已經打響，4年后除了英國出于原則依然拒絕參加，其余歐洲球隊都有了興趣。不過衛冕冠軍烏拉圭倒是來了脾氣，作為對歐洲球隊拒絕到蒙得維的亞的抗議，他們決定不來歐洲衛冕。

5、綠伯爵號與中國

而關于“綠伯爵號”本身，也還有很長的故事，而且這個故事與中國還有很大關系：1932年，“綠伯爵號”被另一家意大利客輪公司“的里雅斯特勞埃德”公司收購，開始的里雅斯特（意大利東北部靠近斯洛文尼亞的一個港口）到中國上海的班輪航行，途徑蘇伊士運河、孟買、科倫坡、新加坡和香港。

1936年，“綠伯爵號”承擔了把中國奧運代表團運送到柏林的任務。而1937到1940年間，它則把成千上萬名難民從納粹德國和奧地利運出，救到遠東。直到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宣布參戰，這一航線永久擱置，而“綠伯爵號”也只能駐錨在上海。

1936年，中國奧運代表團在滬港口啟程前往柏林的場景

1941年12月，日本向盟國宣戰。次年5月，日本和美國協商交換部分被扣的外交官和居民，“綠伯爵號”作為日本包租船只之一，改名為“帝京丸（Teikyo Maru）”，開往交換地點——莫桑比克的洛倫索馬貴斯（Lourenco Marques）。此后，“綠伯爵號”駐扎在橫濱港，等待第二次人員交換，但由于美日談判崩盤，第二次交換并沒有能進行。

1942年9月，“綠伯爵號”從橫濱港返回上海。1943年9月，意大利向盟軍投降的消息傳來，“綠伯爵號”的船員受命毀掉船只，以免落入日本人手中。意大利船員也真狠，他們鑿沉此船的位置，正好卡住了日本一個海軍維修港的入口，讓日本人無法進出。

日本人花了3個月，才把這艘船挪開。到1944年7月，這艘船只才重新浮出水面。但還不到一個月，盟軍B-24轟炸機來襲，再次把它炸沉。再次浮起，需要再等6個月，這次日本人把它改名為“長壽丸（Kotobuki Maru）”，用來當運兵船，直到1945年7月徹底被炸毀。1949年，“綠伯爵號”正式報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