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駐意大利記者 王勤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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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擔任法國足協主席近12年的勒格拉埃終于迫于壓力辭去了主席職務。他堅持聲稱自己是無辜的，遭遇了一場政治迫害，接下來他會通過司法途徑為自己討回公道。

導致勒格拉埃辭職的是法國科教體育部獨立監察機構的一份調查報告。多名女性提供證詞，指控勒格拉埃利用職務之便對她們有過性騷擾行為，其中很多話語表達非常直白，甚至有過對兩位職場女性提議一起玩3P......調查報告的結論是，勒格拉埃已經不再具備擔任法國足協主席的正當性。

勒格拉埃的自辯非常簡單，他不否認自己曾經對身邊女性有過各種出格言語，但他堅持認為“我沒有騷擾過任何人”。在他看來，他僅僅是在口頭發出性贊美或性邀約，從來沒有動手動腳過。

這位個子矮小的81歲法國人來自法國布列塔尼地區的小城甘岡，在老家做食品加工生意發家，擔任過甘岡市長，他在足球世界的成名作是擔任小城球隊甘岡主席期間率球隊打進法甲。

勒格拉埃保留著老派資本家的特色。在他眼里，女性既是工作關系里的附屬和從屬，也是近乎玩物和寵物之間的一種生物。他的家族企業一位前員工匿名接受法國《西部日報》采訪，表示勒格拉埃對女性的騷擾很多年前就是家常便飯。

法國媒體評價此事時普遍使用了“時空錯位”這個詞。沒有人可以否認勒格拉埃在法國足協任期內堪稱卓絕的工作能力和成就。法國國家隊的輝煌、法國足球青訓基礎愈加雄厚，法國成功舉辦男足歐洲杯、女足世界杯，法國職業足球的規范化和改革力度都是值得稱道的。 

然而，這樣的一個人物在女性觀念、行事做派方面，已經完全和時代脫節了。他不符合今日世界一個公共人物起碼的道德標準。他曾試圖以自己沒有犯罪為由拒絕辭職，但比他更了解當下的足協執委們說服了他。 

或許法國總統馬克龍也曾加入勸說團隊。勒格拉埃在辭職前一天下午和馬克龍通過較長時間的電話。法國政府沒有權力干預作為民間組織的足協的人事任免，但馬克龍至少可以從社會輿論角度為勒格拉埃提供些許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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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格拉埃兼具資本家和政客雙重身份，長期身處權位高處，在自己周圍搭建了一個幾乎全部由親信組成的小圈子，同時也失去了對21世紀今天現實的接觸和把握。這種錯位并不屬于他一個人，就像21世紀20年代會爆發復刻20世紀30年代話語的戰爭，在今日世界里最忙碌、最主宰的大人物，實際上多數是在維護已經成為過去或者必須成為過去的現實。

足球俱樂部不是權力機構，和公眾有著更為直接的接觸，在對時代要求做出反應方面要更加快速，尤其是對輿論格外敏感的英國俱樂部。 

在過去的年代，一位球員遭遇場外風波，有的俱樂部會動用社會關系設法撈人，甚至為假釋提供擔保。足球圈里存在一個流行的說法(和做法)：在法庭最終定論之前，俱樂部都會相信當事人的清白。

這種說法當然是為俱樂部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持。如果俱樂部必須凍結和一個場外出事的球員的工作關系，誰來補償俱樂部為了引進他支付的巨額轉會費？

但曼聯就這樣做了。2022年初格林伍德涉嫌強奸、人身威脅和侵犯被拘捕，曼聯沒過太久就做出對其停訓停賽停薪的決定，曼聯專賣店不再銷售印有他名字的球衣，官方網站上也抹去他的所有痕跡。今年格林伍德被法庭宣告無罪，他要求歸隊，曼聯的態度則很猶豫，僅僅發布公報說正在對他進行“內部調查”。

這仍是一樁懸案，有傳聞稱曼聯仍然在考慮解決方案，例如接受格林伍德回歸，但要求他必須接受一個以回顧和懺悔為主題的電視采訪，以希望改過自新的迷途少年形象爭取公眾的原諒。

曼聯能夠采取較為強硬的立場，一個重要原因或許是在和球員的合同中存在約束其場外行為的條款。近期墨西哥俱樂部國立自治大學美洲獅單方面和涉嫌強奸入獄的阿爾維斯解約，也要求巴西人立即按照合同第14和15條賠償500萬美元。這些條款規定，如果阿爾維斯卷入“任何公開丑聞”或做出“根據案發所在國法律被視為犯罪的任何行為”，俱樂部都可以和他單方面解約并立即要求賠償。

這樣的合同約束無疑更加符合現代職業足球俱樂部的要求。俱樂部作為面向公眾、尤其是面向青少年的社會實體，有強大的義務在道德方面進行自我約束。球員可以不擔當道德標兵，但必須避免出現有違社會道德的丑聞、給青少年做出不良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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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最近巴黎圣日耳曼球員阿什拉夫·哈基米涉嫌強奸案情細節所揭示的，性侵害案件多發于熟人之間，也可能有男女雙方調情作為前奏。但今天的公眾已經更廣泛地接受關于性侵的基礎法理：不管是在怎樣的背景之下，任何違反一方意愿的性行為都涉嫌構成性侵害。同時，尋找完美受害者是錯誤的。

巴黎圣日耳曼主帥加爾蒂耶帶著強大的距離感表達了對球員清白的“相信”，但毫無疑問巴黎管理層會為不利于哈基米的法律裁決作出應對預案。如果哈基米被證實有罪，公眾輿論一定會要求巴黎圣日耳曼采取行動。

西班牙足球有過一個最近的例子。2017年6月，阿爾梅里亞一名年輕女性狀告當時效力于巴倫西亞的前鋒桑蒂·米納和他的一位前隊友大衛·戈達爾對其進行強奸。桑蒂·米納2019年回到母隊塞爾塔，直到2022年法庭宣判之前，塞爾塔主席卡洛斯·莫里尼奧堅持對媒體聲稱，他沒有和球員討論過此事，在判決之前相信球員的清白。

然而，當年5月，阿爾梅里亞地方法院宣布，桑蒂·米納沒有進行性侵犯，但性虐待罪行可以證明成立，他被判處四年監禁緩期執行，并賠償受害人5萬歐元。大衛·戈達爾被宣告無罪。

判決立即在塞爾塔球迷中引發轟動，大多數人要求俱樂部處罰桑蒂·米納，盡管案發時桑蒂·米納效力的球隊是巴倫西亞?？逅?middot;莫里尼奧只能順應公眾要求，對球員做出開除決定。桑蒂·米納立即在勞動法庭上訴，法官支持了他的請求，理由是該判決不是終審，塞爾塔目前無權提前終止其勞動合同。

俱樂部迫于民意，也不敢讓桑蒂·米納返回球隊中，最后以協商態度和球員達成一致，把他租借去了沙特聯賽的利雅得青年人俱樂部，少了一個公眾眼中釘，也少了一筆稅前高達400萬歐元的工資支出。

這里又產生了一個新問題，是否每個國家的俱樂部都可以像英超、墨西哥俱樂部那樣簽訂嚴厲約束場外行為的合同？

在一些國家很困難，西班牙的勞動法庭判決就是個例子。就算是合同里有類似條款，也不是所有歐洲國家勞動法都允許，可以在職業合同里對職業之外的私人生活進行細致嚴密的規范并約定嚴厲的懲罰條件，法官同樣可以判合同條文侵權無效。

但從長遠的角度說，曼聯式做法必定會成為主流，職業球員作為公共人物，嚴于律己是義務，保持健康正確的私生活狀態在網絡時代甚至可以視作體育明星職業素養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僅僅是在法律上被判無罪是不夠的，也不值得慶祝，只要卷入這樣的案子，就已經會被公眾視作對俱樂部形象和公共道德的侵犯，付出代價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