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元足球那幾年，就是這么瘋狂。2019年以前，職業聯賽還沒有出臺限薪令，不少球隊的工資、獎金體系一度高到離譜。2018年上港奪冠，最后數輪關鍵比賽，俱樂部豪擲重金開出4倍贏球獎（1200萬元），平均主力單人一場可到賬45萬元左右。可那時候，該條信息傳到魯能球員耳邊，頗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味道，“我們全賽季每一場贏球獎都是這個數，上港只不過是最后幾輪”。無獨有偶，在2018年和2019年兩次足協杯決賽，國安和申花奪冠獎也都逼近大幾千萬。像曹赟定這樣的主力，據傳在兩場足協杯決賽之后，就可賺到400多萬元，那是另一種一次性懸賞的瘋狂模式。

同樣在2018年前后，廣州恒大完成了一批主力球員的續簽，老將鄭智和郜林都沒拿到頂薪，但也超過稅前2000萬，結果是某位后防國腳以稅前2500萬元奪魁。實際上在當年，雖然千萬底薪球員不在少數，但具體數量也就只有二十多人，在足球圈所占比例極低。可一旦有人突破2000萬大關，所產生的貧富差距，就開始在聯賽中深入人心。而在外援層面，像奧斯卡、保利尼奧、塔利斯卡等人，那薪水更高得離譜，都在千萬歐元之上。

可通過2018年、2020年兩次頒布限薪令，加上多家俱樂部的陸續暴雷，超高薪水現象幾乎不復存在，但依然有個別“遺珠”尚存。比如海港隊的奧斯卡，目前每年底薪仍有2000萬歐，這還是指稅后價格，稅前工資更是接近翻倍。一位北方俱樂部人士就曾經和記者算過一筆賬，“以奧斯卡目前的稅前薪資，完全可以養活三四家中超小球會一年預算。”作為目前中超的最高薪水者，奧斯卡是在限薪令出臺前續約，一簽就是到2024年11月。他的幾位中國籍隊友，如王燊超、呂文君和蔡慧康等，則是趕在2020年底二次限薪令發布前幾天續約5年新合同，第二版限薪令的規定是稅前500萬元，他們最終是以稅前1000萬壓哨撞線。若是具備國腳身份，年薪還可以再漲200萬（稅前）。

毫無疑問，他們就是中超金元時代的“遺珠”。相比之下，由于蘇寧、華夏、恒大和富力的相繼暴雷，特謝拉、拉維奇、保利尼奧、扎哈維早早離開中超，這些大球會的本土球員即使輾轉到他隊，甚至可以享受合同平移條款，也難以再享受當年的高薪。再加上蒿俊閔、郜林、鄭智和馮瀟霆等人隱退江湖，本土球員中千萬級薪水者更是少之又少。目前除海港這幾人之外，唯有幾位國安老將如于大寶、張稀哲，還能拿到鶴立雞群式的底薪。但考慮到國安之前深陷欠薪風波，近兩年又能兌現多少？迄今償還多少？這又是一個不大不小的疑問。

至于目前本土頂薪球員，那位在恒大隊創造紀錄者，因借助合同平移條款還可享受一年有限期。但在今年年底，他就要面臨新合同談判。

但2020年出臺第二版限薪令時，此現象還沒有那么夸張。就說在次年初，山東泰山一口氣以自由身引進徐新、石柯和吉翔，所給予的薪水標準，都是頂薪稅前500萬、稅后275萬。可在去年，泰山隊在引進廖力生時，這個價格開始有所回落。等到2023年，雖然7名新援中也有1人拿到這一頂薪，但大部分新人的所簽合同，都是在稅后150萬左右，甚至像黃政宇這樣的前國奧隊長，稅后底薪還不足100萬。

山東泰山尚且如此，其他球隊的簽約同樣是采取變相降級。比如久事集團接手申花之后，像曹赟定這樣的老隊員，續約薪水只有稅前300萬，稅后不到165萬左右。大部分本土球員的新合同標準，也都沒有按照頂薪標準續簽，但不包括現役國足隊長吳曦和現役U23國家隊隊長朱辰杰，這兩人因為身份極其特殊化，在待遇上多少還能享受一些優待，但也必須嚴格遵守限薪令的標準，這是久事方面的原則。而像去年聯賽第三浙江隊，更是自打2020年以來，實施非常嚴格的“績效工資考核制”，即以“底薪+獎金+出場率+聯賽表現+國字號表現”綜合計算。這就導致一些本土球員在續約時，別說期盼漲薪，能夠保證總計薪水沒有下降就是萬幸。“因為最終呈現的數字，是要完成諸多工作合計而成，從球員的個人角度來講，這里面就會存在很大的風險。”一位主力球員曾透露道。

從今年的轉會大勢來看，一般擁有國字號經歷但非現役國腳球員，即使選擇如泰山、申花、海港等強隊，能夠拿到的底薪數字也就在稅后150萬左右，若近些年表現平平，這個數字可能就回落到100萬。而倘若是選擇一些中下游球隊，那甚至都有可能跌破七位數。相比之下，現役國腳在談判中，還是可以爭取到稅后200萬乃至頂薪標準，但這個數字同樣是寥寥無幾。

不過，北京國安隊是一個例外。這也是為什么他們能在今年轉會市場上，相繼搶奪到方昊、楊立瑜并留下差一點遠走法甲的張玉寧主要原因。畢竟國安所具備的地理優勢，是其他俱樂部所無法比較的，而且又不同于久事，國安還是一家民營球會，老板在投資上更注重于一擲千金的效應。因此像楊立瑜，據稱就是以接近頂薪稅前500萬、稅后275萬完成簽約。同樣在今年的外援市場上，國安隊也花費了100萬歐轉會費，引進薩格勒布迪納摩老隊長阿代米，并開出稅前300萬歐、稅后165萬歐的頂薪。

如果放在金元時代，外援底薪稅前300萬歐根本拿不出手，但在今年，這就是市場上的大價格。相對而言，做事素來謹慎的久事，為申花隊所簽約的特謝拉，也就只有100萬歐多一點；馬萊萊的底薪更低，還不到百萬級。倒是去年武漢三鎮的斯坦丘和戴維森，算是物美價廉的代表作，可前者也還是瞄著限薪令標準，以底薪250萬歐加盟，后者倒是只有100多萬歐。當然，海港去年中途所引進的巴爾加斯算是一個另類，從西甲加盟的他底薪約有稅前300萬歐，但在場上作用遠不及三鎮的幾位洋槍。至于2021年奪得雙冠王的山東泰山，費萊尼則是延續之前的合同，孫準浩年薪也只有稅后150萬歐，倒是莫伊塞斯在去年續約后，是以80萬歐的超低價，帶隊實現足協杯三連冠。而加盟球隊一年多的前鋒克雷桑，年薪則約有180萬歐。

毫無疑問，拋開北京國安這種另類球隊，大部分俱樂部在簽約內、外援時，已經很難開出頂薪標準。雖然第三波限薪令最終沒有到來，但自動降級標準已經成為大勢所趨。

首先是大連人，從2021年中段開始，就在隊中推廣打折策略——俱樂部與球員、教練員協商調整該段時期內的薪酬及其支付方案，參考比例為30%至50%之間。這一方案一經公布，立刻招致隊中不少高薪球員的反對，比如林良銘、單歡歡、童磊等。這其中，童磊與大連人之間鬧得最僵，甚至不惜對簿公堂。大連人也將童磊下放預備隊半年，直至今年轉會窗關閉前，后者才以自由身轉會山東，但為此也被前東家拖欠近200萬元。

然而最終是胳膊擰不過大腿，除了個別年富力強精英，很多年輕球員和老將都是選擇服軟。“不簽新合同也得要簽啊，難道他們愿意喝西北風，何況現在找隊也很困難，俱樂部能正常發錢就不錯了。”一位內部人士當初就很樂觀地表示。

然而正是這一舉措成功實施，反而開始在一些中小俱樂部內得到推廣。比如在股改過程中遇到挫折的河南隊，在洛陽文旅退出、建業集團無力支持后，三股東模式變為一股東，年初球隊集結，俱樂部不得不找到球員商談打折，據悉除隊長王上源之外，絕大多數國內球員均已接受4-5折的減薪方案。同理，梅州客家也在賽季開打前，也向多位老將提出打折計劃。而更離譜的是，在深圳隊，由于確保完成準入，俱樂部與多名球員商談欠款打折方案時，最終竟然以1折成交，這也直接引來隊中核心球員戴偉浚的揭竿而起，甚至不惜暫時無球可踢，誓要打個頭破血流。

可即便是同意打折，像河南隊，截至5月12日也只是發放了一個月工資，球隊開局7輪不勝，正在跌入史上最困難的時期。大連人的情況稍好，暫時拖欠了一個月工資。至于深圳，每個月就只能為隊員們發放幾千到幾萬塊的生活費，慘淡境遇超出想象。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有一些個別俱樂部，是采取“一個季度只發一月工資，單場獎金一場不落”的方式養活球隊。去年，申花就是如此度日。再有，就是像長春亞泰那樣只拖不欠，等到年底都有統一結清或者協商結清。但說到獎金時，就更加是今非昔比。目前中超16強中只有泰山、海港等個別兩三家球隊，可以開出稅前300萬的限薪令贏球獎最高標準。像國企俱樂部亞泰，近些年還有獎金遞減之操作，從2020年稅前360萬，降至2021年稅前300萬，到2022年只有稅前200萬。哪怕衛冕冠軍武漢三鎮，去年單場贏球獎也就只有200萬。

至于第三方合同條款，據稱有國腳的稅后工資，就可以達到600萬元，這也符合限薪令的要求。中國足協在2020年的限薪《通知》也再度重申：有經濟價值的第三方合同仍被允許存在，但是其執行標準和審核尺度將會更加嚴格。其實在聯賽中，這種個別現象并不罕見，多半也是照顧到一些名氣、地位、實力相對特殊的大牌。而從這個角度，也再次說明中國足球環境的“物以稀為貴”。

但這畢竟只是極其特殊情況，中超聯賽整體薪資水平大幅下滑已是不可扭轉。從2021年簽約國腳還能拿出稅前500萬、稅后275萬的頂薪，到現在100多萬，甚至幾十萬國腳一抓一大把，未來1-3年，本土頂薪自動跌至稅后200萬甚至150萬，還是存在不小的可能性。照此推算，五六十萬年薪，或許會成為中超本土球員市場的普遍現象。

一位山東泰山球員就曾計算過，以2021年球隊奪得雙冠王為例，即使底薪只有275萬，加上一年贏下25場比賽，單場收獲15萬贏球獎，合計收入也有650萬左右。如果當年拿到一項冠軍，另算上一份奪冠獎（以去年足協杯冠軍3000萬獎金，主力約有150萬），基本上一年賺到800萬。可一旦底薪降到150萬左右，一年贏球算作15場，合計收入也還不到400萬。而這個數字在目前，甚至比海港本土那批續約頂薪還要低上15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