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 王勤伯

由于巴以沖突吸走太多眼球，周一晚上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發(fā)生的恐怖襲擊事件并沒有得到世界媒體太多關注。這是和過去同類事件發(fā)生時的一大區(qū)別。

也和受害者是瑞典人有關。瑞典人習慣反對各種狂熱，以至于在表達悲傷和憤怒的時候，瑞典媒體也顯得格外謹慎和克制，報紙給出的版面不太多，也找不到復仇之類的詞匯。瑞典媒體的反應沒有再度引發(fā)世界關注。

不過，即使在有限的報道和發(fā)言里，也可以看到，這次恐襲造成的影響其實很大，恰恰因為還有巴以沖突的背景，受到沖擊的也不僅是瑞典社會。

歐洲安保形勢越來越嚴峻

法國是最感到擔心的國家。2024年夏天，巴黎將舉辦一場高風險的奧運會。缺乏足夠的安保人員已經成為一個重要擔憂，疫情后的經濟復蘇導致不少之前從事安保的人員已經轉行。宏大的塞納河開幕式意味著法國需要部署空前的安保力量，但同時如何確保其他地區(qū)的保衛(wèi)工作？ 

體育賽事觀眾遭到襲擊并非偶然。恐怖主義者的意識形態(tài)里，也包括討厭體育這種大眾娛樂活動。本周，法國剛剛哀悼過中學教師多米尼克·貝爾納遇襲身亡，他在阿拉斯市被一名因同情ISIS而被警方傳喚的前車臣學生冷血殺害。

2016年，法國是在恐襲頻發(fā)的極端安全局勢下舉辦了歐洲杯。2015年，《查理周刊》慘案和巴塔克蘭劇院慘案是法國歷史上最血腥的2起恐怖襲擊事件。法國政府是頂著壓力舉辦了大賽，歐洲杯順利落幕，組織者松了一口氣，尼斯的海濱大道上隨即又發(fā)生了恐怖襲擊，恐怖分子駕駛載重卡車沖擊人群造成 86 人死亡。

最近幾年全球恐怖主義活動有所減少，但近期歐洲部分地區(qū)的局勢再次變得極其緊張，這與巴以沖突急劇升溫有關。多國反恐機構的信息顯示，法國和瑞典是2個高危國家，他們被恐怖分子認為是挑釁者。法國政府近年一直態(tài)度比較強硬，在10多年前的面紗禁令以后，法國今年又在學校實行了長袍禁令，而瑞典因為焚經事件導致該國和中東與北非國家關系緊張，土耳其以此為由阻止瑞典加入北約。

對于瑞典足協來說，現在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和比利時尚未完成的下半時比賽。當天晚上，隊長林德勒夫要求中止比賽的提議得到了各方面的贊賞。但是歐足聯代表仍然強調了歐足聯的規(guī)則，那就是中斷的比賽必須盡快恢復。如果不是第二天，那就必須是在下一個可用的比賽日，如果可能，最好是同一個場地。

但是瑞典死了2個球迷，而且瑞典其實已經出局，這樣的比賽是否還有意義？即使存在11月份踢2.5場比賽的可操作性，瑞典足協也明確表示沒有興趣恢復比賽。比利時足協代理秘書長勒魯瓦發(fā)表了聲明，他表示比利時無意向瑞典施壓要求其完成比賽，即使這可能意味著比利時將無法以小組頭名出線。他說，“最好的解決方案是讓比賽以1比1的比分正式結束。我將聯系瑞典足協、奧地利足協和歐足聯以推動此事。在這種情況下，道義必須放在第一位。”

由于瑞典人被視作恐襲對象，瑞典奧委會已經通知下屬單項協會，必須考慮外出比賽時的安全問題，其中一項就是著裝。球員穿著瑞典隊的隊服在比賽之余去逛街，是否合適？瑞典國家手球隊可能是第一個響應的協會，他們將在下一次國際比賽中的非正式場合身著便裝。

在周一當晚，警方安排比利時球迷先撤，然后瑞典球迷分批撤走。一些比利時球迷離場時擔心瑞典球迷的安危，主動向他們贈送了自己身上的比利時球衣，讓他們稍后打扮成比利時球迷離開。

瑞典球迷怎么辦？

那么，未來瑞典球迷該如何出國看球呢？在瑞典足協負責安全事宜的馬丁·弗雷德曼比較悲觀，他認為周一的悲慘事件將對未來的國際比賽產生影響。

“如果瑞典球迷前往觀看我們的比賽，也許會以其他形式進行。現在很多地方都很混亂，我們可能有點不習慣作為瑞典人成為目標，而我們實際上已經成為目標，昨天肯定就是這樣。”

瑞典外交部并沒有發(fā)出要求球迷不使用瑞典黃色的通知，但媒體懷疑外交部會這樣做。馬丁·弗萊德曼說，“我們沒有收到相關信息。事實是，一名犯罪者以瑞典公民為目標，并且通過一件黃色球衣識別出他們。那么，當我們外出進行此類客場旅行時，如果不對球迷提出應該避免這樣穿著的建議，那就應該受到譴責。”

馬丁·弗萊德曼說，周一當晚他是凌晨4點乘坐最后一輛大巴離開球場，“下車后步行穿過布魯塞爾的街道，周圍有大量攜帶自動武器的警察幫助我們進入酒店，這種感覺我們中很少有人經歷過。”

瑞典人成為恐襲目標，多多少少和瑞典國內政治缺乏敏銳嗅覺有關，有時候也是希望突出瑞典的特別。舉例說，瑞典人本身沒有別的一些基督教國家的宗教狂熱，就算是瑞典右翼也無法像在匈牙利、波蘭等國一樣用宗教作為重要議題。但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瑞典對焚經事件可能造成的后果沒有足夠的評估，單方面強調瑞典對信仰和言論自由的保護，沒有意識到這其實是移民把原住國的宗教狂熱和世俗化的斗爭帶到了瑞典，最后是瑞典政府需要負責。理論上也應該負責，但是價格比較昂貴。

瑞典人和穆斯林世界的另一個誤會是，在穆斯林國家多地已經發(fā)生民眾焚燒瑞典國旗進行抗議的時候，瑞典人也不覺得被冒犯，因此不認為有妥協的必要。就像瑞典著名記者弗蘭登所說，“因為瑞典人傳統上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情是真正神圣的，國旗也一樣。”弗蘭登認為，這造成了一種體驗上的極端不對等，瑞典國內發(fā)生的焚經事件著實冒犯了穆斯林世界，而穆斯林世界焚燒瑞典國旗，在瑞典人看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弗蘭登還諷刺說，世界上的宗教和民族主義運動，都或多或少地缺乏幽默感。

最后真正刺激瑞典的，是土耳其對瑞典加入北約的阻礙。畢竟國家安全要緊，所以瑞典不久之前才準備修改公共秩序法規(guī)，避免公開褻瀆事件的發(fā)生。

別人燒國旗沒覺得多大回事，現在本隊2個身穿國家隊球衣的球迷遇害，未來在國外穿球衣可能是危險的事情，瑞典人多少算是受到了刺激。該國重要媒體《晚報》專欄作家尼瓦以不太激烈的口吻表達了自己的悲傷。他寫道：

“就我而言，我從來不太喜歡國家象征——我的身份認同和對祖國的情感不存在哪些事物的關聯——但在我的一生中，我仍然對我們的國家隊球衣感到由衷自豪。”

“對我來說，瑞典球衣始終反映了我對自己國家最珍視的一切：合作、勤奮、愿意付出、正派和團結。”

“當我出國的時候，我特別高興能穿著瑞典球衣，它實際上讓我走路時背部挺直了一些，頭也抬高了一些。”

“昨天很可能就是這樣的一天。”

“我喜歡步行穿過市中心并走向競技場，所以我從布魯塞爾市中心開始向北步行，快到通往莫倫貝克的橋時，我右轉，選擇步行穿過公園而不是沿著運河走。如果我一直向前走，我就會到達那個十字路口。”

“幾個小時后，兩名瑞典人被槍殺。如果我當天沒有工作，我很可能會穿著國家隊球衣去球場。如果我不幸運的話，被殺害的也可能是我，昨天在布魯塞爾的數百名瑞典人中的任何一個也是一樣。”

“被謀殺的人因為穿著黃色衣服而死亡——因為他們穿著我們的國家隊球衣——這真是令人深感悲痛，完全無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