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足協第十二屆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新一屆中國足協領導班子已經產生，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黨組成員李穎川任黨委書記，宋凱當選為新一任足協主席，孫雯、袁永清、楊旭、許基仁當選為副主席，袁永清兼任秘書長，同時還產生了由20人組成的新一屆執委會。如何看待這一屆新的領導班子？各界站在不同的角度，以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信息，當然會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但不管如何，未來一個周期之內，中國足球將在新一屆班子的引領下全面展開工作，最終將走向何方？短時間內難有一個明確的定論。

“讓懂足球的管足球！”這是多年來外界一直在討論的焦點話題之一，“外行領導內行”甚至被認為是中國足球上不去的一個根本性問題。不過，這句話其實本身是有歧義的，何為“懂足球”？踢過球、當過足球運動員，就一定意味著懂足球、就一定能管好足球嗎？答案恐怕是未必。

所謂內行，當過職業足球運動員的，踢球或許是內行，但退役后改行當足球教練也未必是內行，畢竟教練員與運動員是截然不同的兩個職業。而且，多年來，外界是如何詬病中國本土教練的，相信都很清楚。而改當足球的管理者，同樣也未必就一定是內行，畢竟跨越了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當然，專業球員退役后經過深造與全方位的學習后，無疑將更有利于成為職業的足球管理人員。不過，以目前中國球員的文化基礎和文化素質，實現這種跨越的難度不小。

這其實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目前幾乎與中國足球堪稱“難兄難弟”的中國籃球。姚明作為世界籃球的巨星，其地位無需多言。但自從出任中國籃協掌門人之后，不能說其工作不努力，而且他還放棄了許多的個人利益，一門心思希望把中國籃球提升到新高度。但結果卻是事與愿違。這似乎從一個側面說明，運動員出身的姚明在退役后從事管理工作并不是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樣。沒有人會說姚明不懂籃球，但現實卻血淋淋地告訴我們：要管理好籃球，并不只是懂球便萬事大吉，這其中所涉及到的是方方面面的情況，遠比球場上的瞬息萬變復雜得多。

回到中國足球本身，迄今為止，中國足壇恐怕還找不出一位能夠有像姚明這樣在世界范圍內都有影響力、號召力的退役運動員，即便是像當年的年維泗或王俊生這樣的足球管理者、領導者也很難物色到。于是，讓懂足球的管足球在現階段的中國足壇也就成為了一個悖論。所以，現實的可行解決辦法之一就是用體育系統內其他運動項目的管理人員嫁接到足球項目上來。

此番新一屆中國足協的“七人”班子中，除了孫雯是踢足球出身外，其他看似均與足球無關，因而又很容易被外界套上“外行領導內行”的標簽。但畢竟管理足球本身是“用對人”、“用好人”，是與各方人士打交道，而不是事必躬親、下場去踢足球。而且，運動項目雖然不同，但競技體育的基本規律是相通的。幾位新任副主席到中國足協之前都已在體育總局其他運動項目擔任所在管理中心的副職領導，從管理的角度來說，其實已經算是“高手”，在管理方面的能力恐怕甚至遠超出退役足球運動員。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對新班子而言，最嚴峻的現實就是如何盡快去了解和掌握足球運動的規律與特殊性。一個必須要面對的現實是：自王俊生之后，中國足球過去20多年時間里先后經歷了九任主要負責人，特別是2009年底開始的第一波“反賭掃黑”后，新當選的宋凱已經是中國足協13年中的第六任最高負責人了，每屆新領導幾乎都要花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熟悉中國足球的情況。所以，“陪領導交學費”是中國足球這么多年來的一個基本發展軌跡。等差不多熟悉和了解情況，準備施展手腳時，任期將滿，又到了換人的時候。于是，中國足球就一直在這樣一個怪圈中循環往復。

正因為此，與其拘泥于“懂球的管球”與“不懂球的管球”，不如面對現實，讓一個領導班子能相對穩定地在任兩屆即八到十年時間。這或許是現階段中國足球更現實的管理之道。久久為功，恐怕首先還是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領導班子。班子穩定了，才有可能真正靜下心來去考慮中國足球相對長一段時間里的發展，才有可能去真正做到一張藍圖繪到底。更何況，優秀青少年足球運動員的培養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八到十年時間，急功近利只能是生產出一些次品、殘缺品，一如當今社會廣泛批評球員“基本功不扎實”“連傳球都傳不好”。想要改變，就只能是靠時間去打磨。對管理者而言，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而且，當我們都在羨慕近鄰韓日的足球發展時，我們不能忽略兩個人物即鄭夢準和川淵三郎。鄭夢準從1993到2009年擔任韓國足協主席16年，川淵三郎從1991年出任日本職業聯盟主席到2002年改任日本足協主席、直至2008年共17年，必須要承認的現實是：不管是韓國足球還是日本足球，在這兩位領導人的指揮下，兩國足球的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和變化，為如今的韓日足球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中日韓三國的職業聯賽幾乎可以說是同時起步的，但30年的時間里，韓日早已經將中超遠遠甩到了身后。（注：韓國職業聯賽雖然號稱1983年起步，其實在1995年進行了一場大變革，全面向日本職業聯賽學習和靠攏。）在鄭夢準和川淵三郎任職期間，中國足協的負責人從年維泗到王俊生、到閻世鐸、到謝亞龍、再到南勇，已經更換了五人。

中國足球發展的歷史教訓是“從來不汲取歷史教訓”。那么，面對滿目瘡痍的中國足球，這一次能否汲取教訓，這恐怕遠比討論“內行”、“外行”之類的問題更有現實意義。

中國足球的現實決定了新的班子成員各個都坐在了“火山口”，尤其是新當選的主席宋凱，隨時會被輿論“挖地三尺”展開各種爆料。所以，愿意接受這樣的挑戰，肯定是需要一些勇氣和膽識的。不過，當外界在談論宋凱是否是“門外漢”之時，或許其30多年前的那些經歷，將會有助于當下的工作。

30年前，職業聯賽作為新生事物在中國足壇全面興起，國人對足球的熱情也因此被第一次大規模點燃。那時的宋凱還只是一名北京體育大學的在讀碩士生，而其畢業論文就是《當代中國球迷現象解析》。為完成論文，宋凱曾有過像諸多瘋狂的球迷一樣的經歷，在耗時半年多時間里，騎著自行車，一路從北京騎到沈陽進行調研、與球迷聊天，因為學生時代沒有錢，住過10多塊錢的招待會，甚至直接搭帳篷露宿。某種程度上，宋凱對于當下中國各個階層的球迷情況是相當清楚和熟悉的。

也正是在那段調研、走訪的過程中，宋凱認識了張桐坡，也就是中國足壇最先提出“股份制俱樂部”概念的第一人。1995年12月，中國足壇第一家以市場化機制運作的足球俱樂部——遼寧足球(股份)俱樂部正式誕生。盡管因為各種原因，遼足俱樂部在2020年5月被中國足協取消注冊資格，遼足也因此不復存在，但始終不能否認遼足俱樂部當年的成立是中國足球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而不為人所知的，宋凱曾全程親歷了遼足股份制俱樂部的成立，很多文件的起草也都由他完成的。

必須要承認，30年前，足球俱樂部搞“股份制”是比較先進甚至可以說是比較超前的，是當時比較科學和合理、符合經濟規律的一種更有利于促進體育、足球發展的形式，更符合當時的社會發展大勢。一方面，當時的國家體改委已明確提出股份制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的方向；另一方面，當時像英格蘭、意大利等國的足球俱樂部全部是股份制，德國的俱樂部已開始由“有限公司”向“股份制”過渡；巴西在80年代末甚至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在巴西境內成立的俱樂部必須是股份制，否則不予注冊。但因為是新生事物，注定其成長必然是曲折的。

從無到有，從不幸降級到重回甲A，一路走來，宋凱其實相當清楚遼足在發展過程中經歷過什么，因而當遼足在三年前被中國足協取消注冊資格時，已是遼寧體育局局長的宋凱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心境，也許只有他本人清楚，但面對外界的各種非議，宋凱選擇了默默忍受。不過就是那段經歷為其后來在遼寧男籃的成功改革提供了一個思路。而如今面對中國職業足球、職業足球俱樂部的困境，相信宋凱也有其自己的獨到見解。

這或許就是其此番任職中國足協主席一個“優勢”，因為他的這段不為外界所了解的親身經歷是前幾任足協領導人都未曾有過的。盡管已過去20多年了，但從遼足俱樂部的始創到遼寧男籃的跨界成功，顯然有助于他重新回到中國足壇后更好地處理當下中國職業足球、職業足球俱樂部所面臨著的困境，特別是遼寧男籃的成功，更多地是借助社會的力量、調動體育界以外的資源來幫助遼寧體育局取得所想要的成績，而不是單純依靠體育系統。如今，中國足球所遇到的問題恰恰就是如何去爭取更多的社會力量來幫助中國足球走出困境。

回想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足球原本就只有一個“體制內的力量”即體育系統內的力量可以依靠，但因為沒有成績，相關管理部門幾乎處于不管狀態。如今，新一屆領導班子產生后，因為班子成員幾乎都來自于體育系統，因而體育系統內的力量將明顯得到加強，而且目前的國家體育總局領導也對“三大球”格外重視。

換言之，總局和足協之間的關系將更為緊密、更容易形成合力，這無疑將成為這屆足協班子的又一個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新班子如何爭取到更多的其他力量、尤其是社會力量的支持，一起為中國足球的發展共創新局面？這才是新班子的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