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31日，春蘭集團總裁陶建幸與中國圍棋協會主席常昊在位于泰州的春蘭集團總部聚首，雙方就共同舉辦第15屆春蘭杯賽簽約。25年了，春蘭杯風雨無阻，歲歲如期而至。然而，不時有春蘭集團因經營不善將不再舉辦春蘭杯賽的消息傳出，只是一年又一年的續約讓流言無疾而終。

從1988年世界圍棋大賽創辦開始，一直到1998年，其間舉辦過富士通杯、應氏杯、東洋證券杯、三星杯、LG杯等世界圍棋大賽，但唯獨沒有一項世界大賽出自中國圍棋協會，年年歲歲，中國棋手參加的都是日本、韓國、中國臺北主辦的世界圍棋大賽，這就有兩個效應：其一是中國圍棋協會話語權變小，誰出錢誰說了算，無論是賽制還是參賽名額的分配，中國圍棋協會都沒有足夠的話語權；其二是哪怕被“歧視”，受了委屈，也沒有對等相待的本錢。不管怎樣，常年去參加他人主辦的世界大賽，享受著他人分發的比賽獎金，卻不能給別人提供對等的比賽機會，首先在面子上就有些過不去。

直至2012年，國家圍棋隊總教練俞斌九段在與江蘇夢百合公司董事長倪張根聊天時提及一點讓后者動容，當即決定要出資舉辦一項世界圍棋大賽。俞斌說，中國大陸主辦的世界圍棋大賽太少，所以中國棋手出外參賽一直有不夠硬氣之感，什么時候我們自己主辦的世界大賽多了，我們的腰桿子自然也就挺直了。

舉個例子，韓國LG杯自1996年創辦起至2005年改為公開賽制之間10年里，賽制等同于富士通杯，參賽名額分配上卻一直是日本5人，中國4人，何以至此，韓方給出的解釋是日本關西棋院也要分到一個參賽名額。在春蘭杯誕生之前，中國圍棋協會除了接受，別無他法。然而，1998年春蘭杯創辦后，中國圍棋協會如法炮制，分配給日本5個參賽名額，韓國4人，多出的1個名額給了中國臺北。

2005年LG杯改為公開賽制，增加大規模的公開預選，國家種子分配名額問題無形中自動消除。春蘭杯沿襲傳統賽制未變，但韓國和日本一樣國家分配名額同為5個，中國臺北由2個變為1個，一切盡在不言中。

在公開預選制成為世界大賽主流之時，春蘭杯恪守傳統，亦成其一大風格。盡管眾多年輕棋手為此失去一大機會，但客觀上春蘭杯給予日本、中國臺北及歐美以參賽名額，亦有世界范圍內圍棋“扶貧”之意。

此外，在實行公開賽制的大賽中，機票、食宿等旅費自理，如今僅有春蘭杯還提供商務艙以及高標準食宿，堅持每天發放高標準生活費，這對于一些難以參加世界大賽的老資格棋手而言，實在是一段重溫美好記憶的參賽之旅。

春蘭杯創辦后，盡管“韓流”臻于巔峰，日本棋手余威尚存，但中國棋手連續在7年內舉行的五屆比賽中都未曾奪冠，甚至連決賽都只進過兩次，實在始料未及。

首屆春蘭杯1998年12月26日在北京開賽，中國棋手9人出戰，僅有常昊九段和周鶴洋九段晉級八強。此時韓國“四大天王”盡顯鋒線優勢，在他們的庇護下，一撥70后、80后有恃無恐、放手一搏，每每也能取得超出實力之外的戰績，風助火勢，“韓流”愈發凸顯攻城略地的威力。

八強戰僅有常昊半目逆轉勝韓國“最強攻擊手”劉昌赫九段，打進四強。半決賽移至韓國舉行，常昊不敵曹薰鉉，李昌鎬勝崔明勛，曹李師徒會師決賽，最終曹薰鉉2比1勝李昌鎬，成為春蘭杯“嘗鮮者”。

從表面上看，中國棋手在首屆春蘭杯賽中的整體暗弱是因為領軍人物聶馬衰退過早，未能像曹薰鉉、趙治勛那樣盡量地延長巔峰期，而常昊、周鶴洋等小龍輩又未能及時補位所致，這固然也是一大原因，但從根本上說，是當時中國的圍棋職業體系、訓練模式已經落后于時代，類似于韓國權甲龍道場這樣高效的職業棋手生產流水線模式當時尚未引起中國重視，等到道場模式在中國風起云涌時，中國的人才優勢、地域優勢最大限度地彰顯，這才將韓國甩在身后。

前三屆春蘭杯一年一屆，第二屆春蘭杯中國棋手5人晉級八強，但一到真劍勝負，中國棋手彼時的諸多職業素養不足即成為勝負之鍾，決賽三番棋中，馬曉春九段1比2不敵代表日本棋院出戰的王立誠九段，第三局半目惜敗。

無論是首屆應氏杯還是第二屆春蘭杯，中國圍棋兩位領軍人物聶衛平、馬曉春在決賽期間過于超然的勝負態度造就了他們的個人悲劇，大勝負前仍有一幫近乎玩家的擁躉簇擁左右，哪有片刻沉靜？而大勝負比拼的除了日積月累的勝負技巧、靈光閃現的勝負嗅覺外，卻還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精神力。聶棋圣在首屆中日圍棋擂臺賽對小林光一九段之戰前的一個多月戒酒、戒球，無論多高級別的領導敬酒亦拒之，最終真的在驚濤駭浪中覓得一線生機而逆轉。倘若當時他有一點點慌神，一點點盲動，就根本沒有創造歷史奇跡的可能。

一言以蔽之，領軍人物的悲劇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圍棋的，折射出來的現狀是中國圍棋還不夠職業，這種狀況直至陳耀燁九段、時越九段、唐韋星九段等道場一代崛起，才徹底改觀，中國圍棋才真正進入職業化時代。

從1996年1月至2005年1月這10年時間里，世界棋壇共產生37個世界冠軍，即從第15冠到第51冠，中國棋手僅有俞斌九段于2000年5月乘隙奪得第四屆LG杯世界棋王賽冠軍，萬綠叢中一點紅。其他36冠，日本5冠（富士通杯、LG杯和春蘭杯各1冠、三星杯2冠），韓國31冠。漫長十年時光，中國棋手僅獲1個世界冠軍，如同漫漫長夜中的一點螢火之光，實為至暗十年。從這個維度中看第三至第五屆春蘭杯，就能理解為什么春蘭杯在失去第二屆大好機會后，連續三屆都難以翻身，是因為當時的李昌鎬引領的韓國“四大天王”整體實力明顯要超出中日棋手，尤其是李昌鎬，其時宛如神一般的存在。佐以快槍曹薰鉉、最強攻擊手劉昌赫和“不敗少年”李世石，中國圍棋整體實力明顯不敵。

連續五屆比賽，春蘭杯次次旁落，近乎恥辱。時任中國圍棋協會主席的陳祖德打電話給陶建幸致歉，沒想到陶建幸爽朗一笑：“中國棋手成績越是不好，不是越是說明需要我們繼續支持嗎？”電話這頭，陳祖德、王汝南等棋界前輩為之感動再三。

終于，2006年9月春蘭花開廣州，第六屆春蘭杯八強戰，韓國最強的李昌鎬九段、李世石九段均遭淘汰，古力九段和謝赫七段成為中國棋手包攬四強的大功臣，后來古力成為春蘭杯第一個中國棋手冠軍。其后第七屆、第九屆、第十屆、第十一屆春蘭杯，常昊九段、陳耀燁九段、古力九段、檀嘯九段相繼奪冠，保持著中韓頂尖棋手在這項賽事中對峙的動態平衡。

說這番話的是已經退休的春蘭集團原高級副總裁劉亞夫，他在春蘭集團內部長期分管春蘭杯。

2012年，第九屆春蘭杯回到春蘭集團總部泰州舉行，劉亞夫解釋這屆春蘭杯回家的緣由：“前幾屆春蘭杯開幕式都在北京、杭州等大城市舉行，這次選擇回家，是因為春蘭杯已經進行到了14個年頭，已經成為春蘭集團一大品牌，我們想這次邀請多年的老友們一起在總部聚聚，目睹一下春蘭集團的現狀。”

這也是春蘭集團轉型初步成功后的一種自信姿態。自從20世紀90年代春蘭集團從空調霸主地位跌落、市場份額越來越小后，有關春蘭的負面新聞不斷，儼然是一個巨大成功后急于大規模擴張導致崩盤的企業典型，陶建幸在那段時間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華發滿頭，深居簡出，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

然而，這屆春蘭杯陶建幸卻第一次出現在開幕式上。此前八屆春蘭杯，他從未露面。即便是2000年第三屆春蘭杯在泰州開幕，他都沒有現身，這次他卻出來了。

陶建幸講到14年前，中國圍棋正處于低潮期，當時他和陳（祖德）老商量，偌大中國大陸，竟然還沒有一項自己的世界圍棋賽事，深以為憾，一定要贊助一項世界圍棋大賽。正是在泰州，雙方商定主辦春蘭杯。“14年來，我對春蘭杯賽始終給予高度的關注，我不僅僅關注勝負，更重要地關注中國乃至世界圍棋的未來。”

難得一見的是，陶建幸鄭重其事地手拿講稿講出上述那番話。而他在春蘭集團大會、小會從不拿講稿，一口氣可以滔滔不絕講上兩小時甚至更長。

所有這一切，都是春蘭集團和陶建幸本人在“渡盡劫波”后的重生亮相，春蘭轉型，在經歷過陣痛之后，挺了過來，走了出來。

劉亞夫也神采飛揚地在新聞發布會上大擺龍門陣，在被問到春蘭杯要不要改為公開賽的話題時，他說：“第五，第六屆春蘭杯時討論過是否改為公開賽的問題，盡管我們也核算過，改為公開賽制后，我們的投入還會減少，但我們最后還是決定，保持既有的傳統賽制不變。簡言之，目前這種賽制體現了檔次，保持了原有的規格。這么多年贊助春蘭杯，我們已經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每屆比賽近千萬元投入，投在被認為是“沒有回報”的圍棋比賽，但春蘭公司給出的評估卻是“事半功倍”，是不是有不勝驚詫之感？這是真的嗎？

沒有陶建幸，即沒有春蘭杯。而陶建幸與春蘭杯的結緣首先在于他是個圍棋愛好者，在他當年尚有閑暇之時，他在中國棋院圍棋部、春蘭公司與陳祖德、王汝南他們沒少下過棋，陳祖德從不下“人情棋”，該殺就殺，該贏就贏，有時候陶建幸棋盤上的棋子都被吃光了，他也不以為意，推開重下。

陶建幸與陳祖德關系甚篤，其中鮮為人知的原因是，尚為大學生時的陶建幸在廣播里聽到陳祖德的自傳《超越自我》后，一發不可收，堅持收聽整部傳記。陳祖德在棋盤上與日本棋手抗爭、在生活中與病魔抗爭的真實情節深深地影響了一代人，其中就包括陶建幸。

這一定是陶建幸多年后堅持贊助春蘭杯的一大緣由。他從陳祖德等圍棋人身上，還有圍棋本身，汲取了他日后沖上人生巔峰、進而陷入低谷后重新崛起的深厚力量和動力，感恩至深，他以他的方式來予以回報。

上海建橋集團董事長周星增近些年贊助了建橋杯中國女子圍棋公開賽、圍甲聯賽上海建橋學院隊等比賽和棋隊，每年純投入數百萬元。他也是一個棋迷，董事長辦公室里擺放著一臺大屏幕電腦，他時常偷得一點閑，在網上下棋，有的賬號已下了1萬多盤。 

看到周星增這么癡迷下棋，有人提醒他不要“玩物喪志”，不然拿什么去贊助圍棋。他答道：“我當然要好好掙錢，不然怎么支持圍棋？但因為下棋，使我更懂如何做事做人。圍棋中有舍才有得，這和做人、經商是一個道理，只有付出才有收獲。我當年在大學教書時，已經是教研室主任了，1992年底我決定下海經商時，很多人包括家里人都表示反對。下海初期，我也經歷過不少曲折，但現在這都已成為往事，建橋集團已經完全立足扎根了。”

八年前，上海建橋學院搬遷至浦東新校址，新落成的建橋學院占地1000余畝，耗資25億元，全部按照最新甚至超前的設計理念來建造，周星增的目標直指國內一流名校。

除了贊助支持圍棋，周星增還對貧困兒童、孤寡老人等弱勢群體多有扶助。他說：“我現在能掙點錢，得益于國家大形勢和我個人的機遇，能掙幾億不等于說就一定比掙幾萬的聰明，賺的錢不是你的錢，而是社會的錢，我把從社會中掙到的錢用于社會，能得到比掙錢更大的回報，那就是精神上的回報。”

周星增聊過他創辦建橋學院初期，落魄到自己兼任保安看守工地的地步，最絕望、最無助時陪他熬過來的就是圍棋。這與陶建幸跌落低谷時的境遇大同小異，那種時刻能支撐他們精神的，肯定是最純粹、最簡單的信念，甚至愛好，其中就有圍棋。

所以，當我們梳理陶建幸、周星增、倪張根，還有中信集團原董事長常振明、貴州百靈董事長姜偉、蘇泊爾原董事長蘇顯澤他們贊助圍棋的深層次緣由時，答案往往很簡單：在他們人生某個重要節點，圍棋一定給他們帶去了不可估價的信念、力量、快樂，令他們刻骨銘心，感恩至深。等到他們步入陽光之中、攀上山峰之巔時，他們想到的，就是回報圍棋、感恩圍棋。既是善念的放大，也是情感的表達，碰巧他們正好已經擁有了巨大能量。

贊助回報，這是我們聽到最多的用詞，仿佛看到菜市場論斤估兩做買賣的影子，但在應昌期、應明皓父子那里，他們要的回報簡直遠離凡塵。應昌期經常掛在嘴里的一句話是“賺錢很容易，做圍棋才很難。”應明皓則常常說：“花出去的錢才是自己的錢，我們的錢越花越多。”他們在圍棋上投入了大量的金錢，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但他們父子倆想要的結果卻是“圍棋進奧運會，在全世界推廣應氏棋規”。

如果圍棋贊助有段位，這已足夠九段；如果像曠世奇才吳清源再來一句“圍棋能讓世界和平”，那自然已是十段。圍棋界幸運的是，類似應氏父子這樣的“九段”還有不少后繼者，圍棋的價值在職業棋手那里可能根本沒領悟到，但于他們卻已有痛徹之感。

誠然，圍棋贊助還有類似中信、春蘭杯這些國有大公司回報社會、樹立形象等現實之需，深圳、衢州等當地政府打造賽事之城、圍棋圣地的客觀之求，也許劉亞夫說的贊助春蘭杯“事半功倍”回報亦包含其中，那又是另一個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