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中國足球職業聯賽三十周年大幕即將全面開啟之際，中國足協、中職聯籌備組、中超公司繼2月24日官宣了“華潤怡寶”冠名2024中超聯賽后，又在2月27日宣布迎來了新的新媒體合作伙伴，中國移動咪咕成為全網唯一全場次轉播中超的新媒體平臺。

兩大合作伙伴并未向外界透露具體的合作金額，據了解，相比2023賽季中超聯賽，相關費用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整個2023賽季中超聯賽的總收入已下跌至5億元人民幣以下，但今年的總收入預計完全將超過5億元。

這個數字雖遠無法和金元時代相提并論，不過，整體趨勢在向好的方向發展，這似乎毋庸置疑。

或許已經沒有多少人還記得中國足球30年前邁向職業化時的情景了。

1994年職業聯賽剛剛出臺之時，中國足協與國際管理集團在就聯賽冠名權問題進行談判時，第一年達成的交易價格為120萬美元（當時折合1000萬元人民幣左右），并且以后每年以5％的比率增長。至1997年初，中國足協開始與國際管理集團就五年合作期滿后是否繼續合作的問題重新展開洽談，將一年的冠名權費用提高至1.5億元人民幣。而最終的成交價達到了1億元人民幣，雙方續約五年。只不過后來由于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即禁止煙草類廣告，兩年之后，當時的甲A聯賽不得不重新更換贊助商。當然，這已經是后話了。

舊事重提，記者其實想要表達的意思是：中國職業聯賽在起步階段，市場價值在短短的五年時間就已經過億、翻了整整10倍！三十年后的今天，盡管這個期間也曾多次遭遇過裸奔，隨后也曾有過像“中國平安”一度以一年2億元人民幣冠名中超的高光時刻，但新賽季中，“華潤怡寶”從原來的合作伙伴到如今升級為冠名商，一年也在1億元人民幣左右，中超聯賽的價值似乎依然處于被低估的狀態。或者更確切地說，中國職業聯賽的價值并未被真正開發和利用起來。要知道，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的1億元人民幣，其市場的真正價值恐怕遠超當下的1億元人民幣。

當然，我們可以批評和指責作為管理部門的中國足協在過去30年發展過程中“不懂市場”、“缺少經營性思維”，再加上中國足球本身沒有成績且負面新聞不斷，尤其是2009年下半年開始的第一次販毒掃黑運動以及目前這場始于2022年11月份的深入反腐運動，讓中國足球的顏面徹底掃地，成為“人人喊打”的“社會痰盂”，嚴重地損害了中超乃至整個中國足球的品牌形象和價值，讓格外注重品牌形象和社會形象的企業或公司紛紛選擇遠離中國足球。

但是，不得不說的是，中國足球邁向市場后作為一個特殊的公共產品，簡單地將商業運作的模式與手段套用到足球聯賽上，特別是希望以“資本決定一切”，這從開局就注定很難取得成功的。特別是，諸多企業與公司置身足球后，將簡單而粗暴的商業運作方式完全直接照搬到中國足球領域，用“企業文化”取代“足球文化”，將“職業足球”變異“企業足球”、“商業足球”，用對企業或公司的忠誠度來取代對足球運動本身的熱愛，再加上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切向錢看”的不良潮流和趨勢，讓中國足球逐漸異化并墮落。在整個過程中，網絡與輿論過多地受到了資本的影響與操控，從而讓中國足球徹底“變味”。所謂的“金元足球”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足壇一度甚為流行甚至受到高度追捧，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所以，中國職業足球的墮落，并不只是中國足球這項運動本身的問題，而作為管理者缺乏市場思維及前瞻性，并逐漸成為利益的參與者，更是加劇了這種異化。如今，當資本因為各種原因選擇遠離時，中國足球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原點，三十周年之際，中國職業聯賽的全年冠名價值回到了當初的1億元，這當然令從職業聯賽興起便跟隨中國足球南征北戰的記者唏噓不已。

三十年對一個人而言已是而立之年，意味著成熟；而在人類的歷史發展長河中，卻只是一小水滴，掀不起任何浪花、甚至連滴水之聲都未必能夠聽得見。

之于中國職業足球聯賽，記者卻猶如隔世。

因為長期靠“輸血”維系的國內職業足球俱樂部當下生存艱難，已經很難再找到“血源”之時，俱樂部的管理人員們除了想辦法找政府部門扶持之外，更多地開始在“套票”、“周邊”以及“服務”等方面開始下功夫了，希望能夠以此換回俱樂部生存所必要的資金。而所有這些恰恰是30年前中國足球全面推行“俱樂部制”時的初衷。時隔30年，我們的俱樂部才開始著手于這些工作，這何以讓人不感慨？

過去這些年，從中超聯賽元年的“G7造反”，再到“反賭掃黑”之后的“金元足球”、“五年80億”等，我們總是離不開“歐美職業足球俱樂部如何如何”，也就是“言必稱希臘”。最初的“G7造反”，拿出的一整套材料就是一律以英超為范本，要求中國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放權”。而在“金元時代”，以原來的廣州恒大俱樂部為首的幾家俱樂部老板在深圳聚會，堅決要求將中甲、中乙俱樂部全部剔除在外，單獨由中超俱樂部獨立成立“職業聯盟”，并口出狂言稱只要按照他們的設想運營，中超聯賽一年輕輕松松的營收可以達到百億元人民幣！

然時至今日回過頭來看，這一幕幕何嘗不是一個個笑話？譬如，“G7造反派”們的幕后狗頭軍師就是如今身陷囹圄的前中國足協秘書長劉奕；再看看有政治野心的“許皮帶”，當初居然成為體育當權者的座上賓。設想一下，如果真的讓這些唯利是圖的小人們得手，如今的中國足球又會怎樣？

再譬如，歐美職業足球俱樂部、職業聯賽當下的收入大頭是電視轉播權，國內不少網絡與平臺甚至會拿出德勤公司每年的足球財務報告來展開具體的分析，以此來引導中國職業聯賽和職業俱樂部。因而，第一次反賭掃黑后，當中國足球迎來“金元時代”之時，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中超版權銷售，“5年80億”屢屢被反復提及，2016年也就是中國職業聯賽最為高光的一年，中超公司單賽季的收入曾高達15億元，版權銷售當然是最大頭。

可問題在于：版權收購方在資本的驅使下拿出這么多的資金，絕不是“雷鋒”，也需要通過考慮回收。在中國當前的形勢下，一個“玩資本”的公司可能通過最原始的“會員制”、“收費點播”、“導流銷售”等方式賺回一個億甚至幾十億？所以，僅僅第二年，轉播版權所謂的“五年80億”便悄然無聲地變成了“十年80億”，直至后來徹底毀約。

所以，這就是“言必稱希臘”的惡果！因為在更多的時候，國內的營商環境完全有別于歐美，說得通俗些就是“國情不同”，但各方似乎甚為反感“國情說”。可面對中國足球的現實，不知道多少人還會面對這樣的現實國情。

雖然中超聯賽的收入和分紅呈現斷崖式下滑，2021年的中超分紅已經由最高時的6000萬元人民幣下降至近1900萬元，2022年的分紅更是下滑至800萬元，但我們必須要看到：這并不是中國足球特有的現象，而是整個社會的各行各業在疫情下所面臨的同樣困境。而且，那段時間里，聯賽主客場制被迫取消，封閉下的賽會制已經完全喪失了球迷的歸屬感，俱樂部自然失去了生存的根基。而2024新賽季來臨之際，雖然圍繞著俱樂部的股改并沒有多少利好消息，但各俱樂部的主場門票銷售卻不斷傳出佳音，甚至在不少地方成為緊俏商品。更為重要的是，這還是在價格普遍上漲的情況下。

像去年主場比賽已經成為“周末一景”的成都蓉城，新賽季的主場套票分為六個檔次，價格從1280元到4080元不等，8350份套票很快就宣布售罄。上海海港的套票從1300元到3880元不等；上海申花的散客套票從2280元到5980元，球迷會套票也達到1680元至3480元；長春亞泰的主場套票屬于“良心價”，價格從400元到1380元不等；而新入駐深圳的鵬城隊則是希望以較低的價格來吸引更多的球迷，首先培養出自己的忠實擁躉。當然，像“二年級生”南通支云除了套票之外，還對外售賣包廂，最高達到128888元；等等。不得不說，各家俱樂部的銷售手段靈活多變。

這當然還是基于2023賽季中超聯賽的上座率已經接近2萬人，雖然還遠未達到鼎盛時期的上座率，但考慮到后疫情時代的第一個賽季，各方對2024賽季上座率再創新高顯然是更有信心。

不過，更令人感慨的是，當“華潤怡寶”成為中超新賽季的主冠名商、中國移動咪咕成為全網唯一全場次轉播中超的新媒體平臺時，不知道外界有多少人注意到其中的變化。從1994年煙草冠名甲A聯賽開始，一路走來，30年間的所有各家冠名商幾乎全部是清一色的外企或私企，在如今中超再次面臨裸奔之時，是國企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樣，當騰訊的新媒體版權合作到期后，伸出熱情之手的依然還是一家國企為背景的新媒體公司。

想想過去30年間，中國足球不知道有多少家俱樂部破產、倒閉，但是，這些倒閉的俱樂部中有多少家又是國企背景的足球俱樂部呢？這么多年來，國企似乎并未贏得多少好名聲。可是，當下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中相對最為穩妥的，又恰恰是國企為背景的俱樂部。而眾多以私企為支柱的俱樂部要求股改，最渴望的恰恰就是希望國企能夠介入。這恐怕更值得深思，在中國足球深處困境之時，雪中送炭的恰恰又是國企或國企背景的公司；而更多的私企，在更多的時候僅僅只是錦上添花而已。這或許就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屬性所決定的。當然，這大概也跟當下國內經濟的主導方向與大形勢變化有關。

沒有人知道2024賽季的中超聯賽開始之后究竟會發生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中超依然活著，而且相信可以比2023賽季活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