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 王勤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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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關于體育禁藥的案件都可能引發劇烈的爭論，除了涉及機構、國家的爭奪，就是來自飯圈的討伐，而這樣的爭論往往完全脫離于對體育禁藥、體育司法以及世界體育反禁藥運動的基本了解，每個人自己去構建一套認知系統然后展開論戰。

辛納的禁藥案件，完全吻合筆者過去介紹世界反禁藥運動的文章中提到的一些現象，例如網球是一個藥物重災項目，國際網聯為了保護品牌形象，在合規方面始終和WADA（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打太極。

另一個現象則是老藥新用。這是WADA成立以后取得的一個很重要的成就，因為隨著更多的藥物被納入禁藥名單，很多作弊者無法指望新開發的藥物品種可以滿足其需求，轉而試圖從老藥的用法上取得突破，尤其是對代謝時間的控制。盡管作弊者在手段上往往會領先于檢測者，但對于WADA仍然是利好，大家在同一個賽道，檢測者也可以開發出更精確的檢測辦法。

這就是辛納中招的合成代謝類固醇氯替博爾的故事。一款經典的老式禁藥，因為特殊原因，它在意大利體育界被濫用，意大利體育反禁藥機構也為這款藥物檢測的技術提升做出了貢獻，在意大利多個重要體育項目有人中招以后，終于輪到該國體育當今男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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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替博爾原產地是東德，被東德運動員廣泛使用。

和很多人可能的想象不一樣，氯替博爾在冷戰時期的蔓延絕不僅限于蘇東陣營，西德體育是重災區。1987年4月因為器官衰竭去世的七項全能著名運動員比吉特·德雷塞爾（Birgit Dressel），是尸檢中被查出有101種藥物殘留，包括氯替博爾。

給德雷塞爾提供多種類固醇的是一位名叫阿爾明·克隆佩爾的醫生。根據2015年德國國內揭秘的文件，克隆佩爾還在1970-1980年代向德甲球隊斯圖加特和弗賴堡提供類固醇。這個揭秘讓時任德國國家隊主帥勒夫非常尷尬，因為他當時就在這兩支球隊效力過。勒夫解釋說，那時候他不到20歲，對醫生信任又尊重，不可能要求把醫生給的東西送去實驗室檢測。

比吉特·德雷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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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禁藥運動中，一直存在一個爭議很大的領域：藥物的有效性。

舉例說，當年讓莎拉波娃中招的東歐神藥米曲肼，直到現在也沒有醫學專家找出它的促進運動員提高競技成績的藥理。僅僅是WADA通過監測，發現了這種藥物在東歐運動員體內的廣泛異常存在，而且后來在世界其它地區的運動員中間蔓延，于是將其納入禁藥清單。

類似米曲肼的藥物并不少，但這是WADA能夠使用就是直接封禁這種笨辦法。原因很簡單——作弊者其實也不會在意藥理是什么，他們需要的是兩點：一是攝入以后確實對提高成績有效，不管是增加力量、耐力還是幫助恢復；二是很難被查出。

關于氯替博爾等類固醇藥物，如果是通過皮膚攝入，到底對體育運動能夠產生多大的幫助？這也是目前為止醫學界沒有定論的，有人認為必須大劑量攝入才有用，所以也有人拿辛納被查出“劑量小不可能影響成績”為由給意大利網球手辯護。

但事實又是，作弊者非常熱衷在皮膚上涂抹類固醇類藥物凝膠的辦法。在著名的耐克俄勒岡計劃大型窩案中，該項目負責人阿爾貝托·薩拉薩爾曾與耐克首席執行官馬克·帕克交換過一封電子郵件，薩拉薩爾說他打算安排一項實驗，以確定在運動員到底可以涂抹多少睪酮凝膠才會被查出陽性。薩拉薩爾甚至拿自己兒子做過試驗。

郵件涉及的秘密也不是首創，更早以前美國著名的灣區實驗室窩案，項目負責人孔蒂曾對聯邦調查局供認，他曾向諸多運動員提供過睪酮凝膠。凝膠涂抹在皮膚上有利于運動員增強肌肉，孔蒂算是世界上最早研究精準掌握代謝時間的藥物專家，他的運動員大都在藥檢中安然無恙。

在睪酮檢測手段越來越先進的情況下，有沒有人找到睪酮凝膠的替代品？葡萄牙著名體育藥物專家、該國反興奮劑機構前負責人路易斯·霍爾塔曾在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派駐巴西反禁藥機構顧問期間，發現了一些巴西運動員禁藥案例，線索直指氯替博爾藥膏，他懷疑一些醫生也參與進了這種用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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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禁藥運動里出現的另一個現象是，藥物的使用地區化變得顯著。這是因為不少藥物的生產和銷售不是在所有國家都有。

舉例說，米曲肼就在西歐或者北美的藥方里找不到，而跨國運輸往往會留下痕跡。像在土耳其可以很方便地買到臭名昭著的EPO，意大利前競走運動員斯瓦澤在EPO檢測陽性后的官司中就無法解釋他的土耳其之旅實際目的。

在過去十年里，氯替博爾不知不覺地成為了意大利體育界的“國藥”，因為很多國家都不生產這種藥了，但在意大利，含有這種藥的軟膏和噴劑以非處方藥形式出售，也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買到，不必在購買時出示個人信息。在2019年至2023年間，38名意大利運動員被查出氯替博爾陽性，占WADA數據庫同一種藥物通報案例的一半以上。

這種藥中招的意大利運動員來自足球、籃球、網球、排球等多個主流項目，包括意甲足球運動員、意甲籃球運動員、意大利沙排國手、意大利網球頂級運動員。在辛納之前一共有四名網球運動員檢測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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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ADA成立以后，意大利反興奮劑機構一直是被認為在合規努力方面表現不錯。很多的案例被查出，恰恰得益于羅馬實驗室對這種藥物檢測在敏感度方面的技術提升。

于此同時，羅馬實驗室進行的另一項實驗又證明，氯替博爾是一種具備高傳播性的藥物，可以通過身體接觸發生異體傳播。

運動員在使用一項違禁藥物之前，團隊都會進行風險評估，包括萬一被查出陽性時的自辯路徑。氯替博爾的泛濫既和容易購買有關，也和后一項實驗可以提供說辭有關。科學結論是中立的，但雙方都可以拿來運用。2016年，意大利兩名著名運動員托特（沙排）和卡普托（帆船）因為氯替博爾陽性直接失去里約奧運資格，但在2020年實驗報告公布以后，這個藥物陽性脫罪的運動員數量在增多。

近年被查出氯替博爾陽性的意大利（含外籍在意）運動員提供的版本可謂千奇百怪，但都會圍繞一個點，就是自己在不知情的背景下從他人身體攝入了這種藥物。例如有人說是撫摸了一條狗，而狗主人之前給寵物噴過含氯替博爾的噴劑；有人說女朋友切菜不小心傷了手指，使用了含氯替博爾的藥膏，然后兩人又發生了親密關系，所以被傳染了；還有人說自己膝蓋受傷，父親傻不拉嘰地直接給噴了噴霧。

和過去一些年不少運動員跑去土耳其購買和使用EPO一樣，也有外國人聞風而動，來意大利打卡氯替博爾。最著名的是挪威滑雪運動員特雷莎·約海于格（Theresa Yohaug），她被檢測出陽性的時候，聲稱在意大利訓練期間使用Trofodermin藥膏治療曬傷。滑聯的“獨立法庭”認為這位世界頂級滑雪運動員確實沒有注意到藥膏盒子上的紅色警告標志“Doping”，她被允許參加 2022 年北京奧運會并贏得3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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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替博爾濫用引發的相關問題老早就在意大利國內引發過爭論。例如意甲前貝內文托隊長盧喬尼因為這款“國藥”被罰一年禁賽，而亞特蘭大球員帕羅米諾又通過證明自己“非自愿攝入”，獲得免罰。帕羅米諾的情況很特別，意大利反禁藥機構檢察官不滿反禁藥法庭的判罰，上訴到了洛桑國際體育仲裁法院，但最后洛桑仍然維持了原判。

當某種藥物在一個國家蔓延到這樣的程度，而且足藍排網等主流體育項目里的頂級賽事運動員都有中招，絕對不是偶然現象的堆積，任何有常識的人都能明白這一點。圍繞氯替博爾的一個核心問題是：運動員及其團隊成員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忽略了藥膏盒子上非常顯著的“體育禁藥”紅色標識。

大多數案子其實都是圍繞“你知道不知道”“你看到沒看到”這個問題。要想證明“無意攝入”，最好的路徑就是自己完全不知道，而身邊人（狗）忽略了標識。

辛納的自辯路徑不可能不引發公眾輿論質疑的地方在于：一個如此頂尖的運動員，整個團隊對于他的個人世界時時刻刻處于關注到細節的狀態，為這樣的運動員服務的理療師，絕無可能不接受足夠的反禁藥培訓和知識更新。團隊的一個基本任務就是把此類可能造成污染的事物隔絕在辛納的個人世界之外。在這樣的情況仍然忽略了藥膏封皮上直接撞入眼球的“體育禁藥”標識，然后去接觸每一塊皮膚都是黃金的網球運動員，這是不可理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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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職業世界都有其不堪的一面。我作為中國對體育禁藥問題研究和了解最深入的記者，每到奧運會、重大禁藥案例等場合，必不可少會給讀者提供一些別處看不到的內幕和解讀。在下一個重要案例或者判決出現之前，這可能是我近期關于禁藥的唯一一篇文章。

我認為在這篇文章的結尾值得提醒讀者注意的一點，就是這些內幕和解讀能夠出現，其實要感謝的是最近20多年WADA在全世界范圍內合規工作的越發深入。WADA總是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所有人都容易認為WADA在針對自己，以至于也容易跟著美國、俄羅斯等國媒體去否定中國人在WADA的工作中做出的重要貢獻，以及中國體育所取得的認可。

體育禁藥話題，可以讓任何一個有潔癖的讀者感到難堪，也可能讓追星族失去理智。但我們今天能夠了解職業體育更多的秘密，恰恰是過去的人了解得太少，或者沒有WADA這樣的機制去把問題逼出來。人到底是停留在完全被蒙騙的情況下更好，還是更接近事實真相更好，我認為是后者。

對于體育迷來說，最重要的是明白自己喜歡的是體育本身，而不是認為某個職業明星即是一種體育的化身。